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2019年12月8日上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钟南山创新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北京大学第十届经济思想论坛暨第三届新新智库论坛——新中国七十年发展道路与当代创新教育之创新人才培养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603报告厅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多所高校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论坛。论坛设置了学术报告和圆桌会议讨论环节，会议旨在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共同商讨新中国七十年发展与当代经济学发展展望、当代创新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进一步推进经济史学类学科发展，助力我国人才培养和经济理论创新发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致开幕词，他代表经济学院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回顾新中国七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科的蓬勃发展，董志勇认为目前学界仍应对以下三个方面给予重视。第一，虽然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取得了很多的进步和提高，但是在国际上话语权的建设还需进一步的提升；第二，经济学科在实证研究领域虽然取得了较多发展，但是对于重大领域的理论创新和突破还远远不够；第三，目前对于中国经济中的重点、焦点问题的研究仍然是十分缺乏。北大经济学院具有以史论见长,论从史出的优良传统，要了解中国经济这列火车将要驶向何方，首先有必要先了解它从何处而来，这正是学院大力支持经济史学类学科发展的重要原因。希望在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的带领下，通过举办论坛、讲座等方式，不断推动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的发展，也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意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致开幕词
本次大会共邀请10位国内经济学界的知名教授进行主旨演讲。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前常务副会长、秘书长钱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主任郝煜副教授共同主持了主旨演讲环节。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少安发表了题为“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如何演变”的主旨演讲。黄少安认为经济学最基本、最核心的理论就是价值理论，希望探索财富增长、价值增长的源泉。从西方经济思想史来看，有关价值理论的探讨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17-18世纪盛行的重商主义认为国家的财富主要来源于流通领域。这样的观点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是正确的，例如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全民下海经商的浪潮，当时很多人相信做买卖就能赚钱，也即财富来源于流通、交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先驱工业国的主要生产要素由商业资本逐步转变为生产力，亦或称之为工业资本、物质资本。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思想认为财富主要来源于生产，只有通过加大劳动投入，以及通过分工等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才能加快国家财富的积累。虽然工业革命和古典经济理论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是马克思敏锐地发现，财富创造虽然相较于过去变多了，但无产阶级却相对越来越贫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关注于财富的分配领域，并对当时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十九世纪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从劳动价值论转向边际效用价值论，即商品的价值由边际效用决定。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市场的供给充足，以致需求成为决定供给的主要因素。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价值的探讨并没有过时，价值本身的源泉依旧可以通过劳动价值论的框架进行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了新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相信未来其他经济学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少安演讲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周文教授进行了题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如何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演讲。周文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并不相符，缺乏历史支撑的经济学理论必然昙花一现。
周文以两个生动的案例阐释了经济学在看待中国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目前中国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中的地位。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有一位老太太亲自致电中央电视台，认为中央电视台的宣传片中只展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数据，无意之间抹杀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成就。但是这位老太太不了解的是，1978年以前我们没有GDP等衡量经济水平的指标，前三十年新中国在水利工程领域取得了很多进展，但这些劳动力的投入需要以一种合适的方式进行度量。因此了解经济学是有必要的，因为通过经济学可以全面看待中国的发展。
周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想要得到世界的认可，还需要在经济理论上寻求突破。第二个案例是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外国学者，以表彰他们在减贫理论的研究突破。但事实上中国才是世界上减贫、脱贫最成功的案例。正是因为缺乏系统理论的表述，所以中国故事未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周文强调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国际化不是“洋化”，不是说在西方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就等同于国际化，中国经济学国际化的标志应该是能否支撑中国更好的走向世界。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高质量发展，我们还有许多重要的任务亟待完成，例如完善我们的学科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周文教授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发表了题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与中国经济学的人文重构”的主旨演讲。高德步指出西方经济学在历史上经历四次重要的重构后逐步抛弃了原有的人文主义，并试图走向纯碎的“科学主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人文传统奠基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但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理性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因此西方经济学自建立之初，人文主义较为衰弱。第一次重构主要由亚当.斯密区分了人的理性与感性，代表性著作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第二次重构由大卫.李嘉图完成，他逻辑演绎与历史归纳两种研究方法相区别，使得经济学专注于纯粹的抽象和演绎方法。自此以后，经济学的主流表现为非历史的经济学。第三次重构由以约翰.穆勒、西尼尔等人为代表的后古典主义者提出，并推动了经济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化。实证（positive）与规范（normative）分别试图解决了为什么（why）和应该如何做（how）的问题。在经历这次重构后，经济学开始摆脱道德伦理等价值判断，并成为了完全的实证经济学；第四次重构由新古典主义者完成，他们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运用边际分析和数学方法，试图将经济学转变为实验科学、工程科学。如此一来，经济学被去价值化，经济学也变成纯粹的科学经济学。
高德步认为西方经济学重构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局面。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方法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人文价值的缺失。高德步指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应重蹈覆辙，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当坚持结合历史研究的方法，重视道德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发表了题为“中外文化交融与盛唐的产生—简论当代中国道路”的主旨演讲。周建波指出隋唐盛世的产生与宏观、微观制度的健全及其相互的协调是分不开的。
宏观上，隋唐是大一统国家有效遏制世族，同时世族仍有力量对政府形成有力约束，避免政府滥用权力的一个时期。国家具备强有力的公共品供应能力，同时发挥了大一统政府所具有的规模优势，凭着所掌握的大量人口，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动员民众从事修路架桥、水利灌溉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隋唐的赋税负担低，并在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出台了废除酷刑、解放奴婢等政策，众生平等的思想提高了社会中女性地位，科举制度的建立提高了官员素质和政府服务管理社会的能力。
微观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是社会经济中一支不小的劳动大军，到了隋唐佃客成为生产的主体，全社会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平等的氛围也焕发了全社会的劳动积极性，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产生了儒释道多元信仰的新文化。儒家更偏重群体的管理，不注重个体，儒学经常被批判为压抑个人自由的思想体系。但是道教和佛教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它们强调个体幸福最大化。所以在佛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提倡利人利己，既为了社会也不能忘了自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但更不能光看到自身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儒释道多元信仰的格局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股扑面春风，也使当时的世族获得了民生，在种族问题上由强调封闭性一变为强调开放性，在文化问题上由捍卫异型而强调共生性，巩固了民族大融合。
正是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有机结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经济活力的空前释放，才为兼容并蓄的盛唐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演讲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丙涛教授发表了题为“新中国七十年：理论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宋丙涛认为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的发展，前三十年可以被称之为公共经济的增长，后四十年则可以被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增长。经过前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从35岁到现在已经达到77岁；教育普及率从25%到现在90%。从这两项数据可以看出，前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后四十年发展的人力基础。此外，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解决了新中国国防公共物品短缺的问题，提供了国家安全和主权等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为新中国创造了稳定的外部政治环境。
随着地缘政治的转向，新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并迎来了四十年的快速发展。这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提升了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最近几年来，我国又有开始转型公共经济增长的趋向。中国政府重视基层治理，扶贫脱贫等问题，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宋丙涛指出东西方在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举例而言，中西方的古代传说共同记载了一场洪灾。西方面对洪灾采取的方式是建立诺亚方舟，只能选择一部分人坐上方舟。因此，选择的过程是否公平，程序是否正义是西方人关注的重点；而中国人解决洪灾的方式是大禹治水，中国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也即注重结果最优。从东西方关于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来看，东方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思想本质上是极为相近的，这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丙涛教授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圣民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国家能力、制度差异与经济发展”的主旨演讲。孙圣民指出以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集中于人力资本等因素，例如从本土的人力资本视角看，江浙地区历史上状元和进士的人数最多。经过历史长期的积淀，江浙地区人力资本基础较好，因此新中国以来江浙地区也成为了中国最为富裕的区域。此外，还有外来的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的因素。近现代基督教的传播提高了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培育基础，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基督教又起到了巨大作用，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取得与中国快速发展相似的成就。
孙圣民及其团队经过研究发现国家能力对于经济增长远大于人力资本的促动作用。儒家文化重视士大夫建设和道德说教，儒家文化强调的是向过去看，注重传统和秩序。这种文化有利于日常社会的稳定运转，但是不利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和党内治理。马克思主义传播弥补了儒家文化的不足，统一了大家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向前看的预期，有利于激励个体积极性。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文化既强调个体性也强调集体性；在解决问题时，即要求落实上级和中央部署也要在基层做到实效，做到有效治理。
总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政党文化，这种政党文化通过信念和规范的传统传导途径，可以代际传递，可以提升政府区域内的合作和治理、政府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制度创新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圣民演讲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龙登高发表了题为“新世纪跨越式发展的实现路径与认识误区”的主旨演讲。龙登高指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以基础设施行业为例，1977年我国全部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之和尚不及荷兰鹿特丹一个港口，因此上个世纪我们往往对自己的发展表现得极为不自信；过去几十年，中国取得了超预期的跨越式发展。根据2018年联合国发布的报告，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国的港口独占七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中似乎又出现了一些自我膨胀的言论，例如有人因为全球化的风险希望否定开放与国际化的取得的成果。龙登高指出新世纪跨越式发展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共同发挥积极作用的成果。以中国交通航运业为例，2005年时中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的数据是“十五”规划的预计两到三倍；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在香港上市后，通过进行现代化企业的组织管理，提升了企业运营效率，中交集团在世界500强中的排名由2008年的426位上升到2018年的91位。可见，市场微观主体在良好市场环境中所迸发出的活力是超乎想象的，这是难以单独通过计划得到的。因此，片面强调举国体制，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忽略市场的作用是进入了认识误区。
实践已经证明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企业需要要对外交流学习，以及在国际市场中竞争成长。港珠澳大桥的成功建立离不开世界桥梁、水运技术长期发展的成果，以林鸣为代表的中国工程师们从未放弃对于技术差距的学习追赶。中国民营企业代表华为也曾经花费巨资向IBM学习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如果没有国际交流和竞争，如果过分渲染全球化的风险和恐惧，又如何能迎来跨越式发展呢？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肯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政府可以合理推动地方基础设施等投资，但要警惕过度投资的问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龙登高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赵学军发表了题为“156项建设项目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旨演讲。赵学军研究员探讨了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落地对新中国产生的主要影响。
第一，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是当代中国工业化的源头，是中国建立独立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的奠基石。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扶植了一批骨干企业，许多后起的企业都是围绕骨干企业然后慢慢发展成体系的。这些骨干企业的建立还推动了我国产业体系的建立。
第二， 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改变了中国生产力布局，尤其是促进了中国工业城市的兴起，改变了近代中国畸形的工业布局。1949年的工业体系布局颇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当时有“上青天”的说法（指上海、青岛、天津），内陆地区则主要是武汉和东北。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带动了如甘肃兰州、山西大同、长治，河南洛阳等后起工业城市，正是这些变化平衡了中国工业体系布局。
第三，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是当代中国技术进步的源头，当时引进的156项重点建设技术上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先进的。在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推行之后，我们成功造出了飞机，长春一汽造出了汽车，洛阳一拖造成了拖拉机。苏联大规模、全方位地对中国进行援建，并取得了诸多成果，这是全球历史上少有的落后国家推进工业化的成功案例，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确立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新体制。十九届四中全会讲我们要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体制的实践。这种体制具有如下特征：国家财政大规模投入、以国有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集中全国力量进行技术攻关、技术创新聚集于急需的重化工业。
第五，156项建设项目创新体系对高质量发展有借鉴意义。集中国家资源推进关键技术的举国体制具有优越性；我们要抓住机遇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继续发展国有大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的“干中学”的创新方式；派出留学人员与自主培养相结合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积极利用外国科技人员的“外脑”人才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赵学军演讲
中国政法大学商教授李晓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的主旨演讲。李晓指出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是创新，中国历史上反映企业家精神的案例比比皆是。李晓例举了《史记 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先秦时期乌氏倮的例子。乌氏倮是牧民出身，但是眼界过人。他通过向戎王进献“奇缯物”，获得了戎王的大量赏赐。乌氏倮的成功源于他自身的目标明确，并一以贯之，他并不求官也不求地，就是追求更多的牛羊；其次，他对目标客户戎王做过深入研究。乌氏倮追求大量的牛羊，唯有戎王才是合适的交易对象。戎王衣食无忧，需要通过一份奇珍异宝才能引起戎王的兴趣。最后，乌氏倮还能了解到丝绸是最合适的进献物品也说明他的眼界不是一般的牧民所能企及。
另一个例子是战国时期的白圭。李晓认为白圭总结的智、勇、仁、强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企业家精神的集中概括。其中，智指的是对世界的认知，是明道达变的理性精神，这同时也是创新的源泉；勇足以决断，勇代表了谋定而后定的进取精神。但勇不等同于莽，而是指有勇有谋，即既要遵循客观规律还得审时度势；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题，仁就是要拥有仁以取予的仁者之心。在商业活动中体现为拥有正确的价值判断，不能弄虚作假；强则是自律守拙的精神，在商业活动中体现为长期坚守自律，遵纪守法，诚实守信。长期坚守这样价值观的企业注定构筑他人难以跨越的壁垒，也一定是竞争中的强者，胜者。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李晓演讲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钱津发表了题为“开启高等智能教育改革”的主旨演讲。钱津指出中国教育创新发展的症结应当在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改革问题。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或在于开启高等智能教育改革，主要有以下三点改革思路：
一是推行通识教育课程，具体可分为三个模块—基础模块、主干模块和实践模块。基础模块包含计算机课程，高等数学课程和逻辑课程。目前，大部分高校对于文科专业的数学学习不够重视，数学是人类智慧的凝结表现，缺乏严谨的数学和逻辑思维的锻炼，将无法从事深入的研究。主干模块则包括社会学，科技史，社会心理学，公共关系，人际关系学，欧洲哲学史等。实践模块包括实业教育、品德教育和社会教育实践课程，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农业劳动。因为农业生产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发源，不参与农业劳动便无法深入体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的变迁。
二是推动课件学习向软件学习方式转变。有的高校发现，部分老师没有课件辅助后便不会讲课，因此要回到板书授课的模式。这其实是一种倒退，不能发现了问题就回到以前的状态而要积极解决问题。对于课件学习解决的方法就是向软件学习方式转变。根据国外相关研究调查，学生在进行学习时眼睛和耳朵并用的效率不高，因此传统授课模式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通过软件学习的模式，学生可以主动进行学习，老师可以真正起到指导作用。
三是由被动接受型教育转变为主动发现型学习。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填鸭式的教学，学生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一方。但是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真正取得成就的学生普遍具备很强的自主学习能力。真正的创新也是依赖于主动发现型学习的模式。因此传统的被动接受型教学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要通过软件教学改变教学方式。
钱津认为这种改革的方式是必要的，在智能化的时代，我们有必要掀起一场高等智能教育改革的浪潮。真正的创新来自于基础的思想创新，惟有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才能有效增强我国在重大领域的突破创新能力。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钱津演讲
此外，本次论坛还进行了题为“人文素养与创新教育”和“科学素养与创新教育”圆桌论坛。
“人文素养与创新教育”圆桌论坛
“科学素养与创新教育”圆桌论坛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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